根據2000年11月底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8811萬人，占總人口的6.96%；60歲以上人口達1.3億人，占總人口的10.2%。如果按照國際通行的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7%，即為老年型人口結構類型的話，那么早在2000年，我國已開始邁入老年型社會。老齡化已成為21世紀不可逆轉的世界性趨勢，與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65歲以上老年人口為2620萬人相比較，47年中增長了2.36倍，年均遞增2.6%。近十年老齡化速度加快，每年以3%的速度遞增，而且80歲以上高齡人口也以平均年百萬人的速度增長。

據聯合國預測，1990-2020年世界老齡人口平均年增速度為2.5%，同期我國老齡人口的遞增速度為3.3%；世界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的9.3%，同期我國由6.1%上升至11.5%。中國老齡化進程無論從增長速度和比重都超過了世界老齡化進程。到2020年我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將達1.67億，約占世界老齡人口6.98億人的24%，全世界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中國老年人。

另據2002年人口抽樣調查顯示，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為8.2%，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7.0%高1.2個百分點。按地區分，老齡化程度以上海最高達13.4%，進入8%以上的地區是浙江11.2%，北京10.8%、天津10.7%，江蘇9.9%，重慶9.2%，湖北8.8%，湖南、廣西、四川均為8.6%，山東8.5%，安徽8.2%，遼寧8.1%，陜西8.0%，共14個省市總人口達6.9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54%。西北地區和云貴藏等17個省區均在8%以下，呈現了經濟發達地區率先跨入了老齡化社會的狀況。

截止2004年底，浙江省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640.83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13.96%；成都市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152.7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14.6%；上海市早在5年前，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就已經達到了11.46%。

發達國家老齡化進程長達幾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國用了80年，美國用了60年，而我國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且老齡化的速度還在加快。

概言之，我國人口老齡化與先期進入人口老年型的國家相比，具有老齡化發展快、老年人口數量大、地區之間不平衡、超前于社會經濟發展等特點。

另外，一個普遍的規律是：發達國家社會進入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5000美元以上，有的甚至達到8000美元，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有能力解決老齡化帶來的一些社會問題。相比之下，2003年我國人均GDP僅為1000多美元，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大。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尚處于世界中下水平時，老齡化程度卻已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呈現了"未富先老" 的特征。

從2020年開始，中國將步入老齡化嚴重階段；2050年，中國將步入超高老齡化國家行列。

老年問題不容忽視

發達國家由于較早進入低生育率階段，兒童人口減少，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不斷上升。因此，嚴格來講，老齡化最早是在發達國家先出現的。

我國社會步入老齡化前后不到20年，不可否認，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推動和加速社會老齡化進程的主要原因。同時，由于近20年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疾病控制、衛生條件及生活質量快速提升，那種普遍存在的"少生、少死、高壽"的現象也是重要因素。

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重大社會問題。

首先，勞動年齡人口對老年人的贍養負擔加重。據一項研究測算，2000年我國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只需負擔15.6個老年人，2050年則要負擔48.5個老年人。研究認為，在未來50年中，前20年，我國存在一個低撫養比時期，這期間兒童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已經下降，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剛剛上升，總撫養比處在從下降到上升的低谷，呈V字形。

其次，社會保障問題突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楊建華說："農村不像城鎮那樣，老年人享有各種社會保障，原先集體供養老人的制度隨著集體經濟的解體而瓦解，農村養老主要通過家庭贍養自行解決，而農村家庭養老受到他們子女本身經濟實力和是否具有孝心兩個方面的影響，老年人贍養糾紛和因贍養引起的自殺事件時有發生。農村老年人口普遍缺乏養老、醫療、照料服務等基本社會保障，因此出現老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最后看不起病的問題。這在我國中西部貧困地區尤為突出，影響社會的和諧發展和小康社會的建立。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壽命的延長，因疾病、傷殘、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顯著增加，給國家、社會和家庭帶來沉重負擔，因此急需解決好社會保障問題。"

由于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社會保障重在城鎮，城鎮職工社會保障基本框架雖已初步形成，但正經歷著未來人口老齡化的考驗。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使得大批農村人口轉為城鎮人口。根據建設部對城市住房需求的預測，2020年將新增城市人口2.6億，2050年將再增3.3億。屆時，城鎮化水平將達到70％。在城鎮化進程中，結合小城鎮實際情況和承受能力的養老保險辦法急需研究出臺。

第三，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問題。身體健康狀況下降是影響老年人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與此相關的心理、膳食和社會因素也不容忽視。研究表明，有大約1／3左右的老年人存在失落、孤獨、抑郁、焦慮等心理問題。城市部分老年人體重超重，農村部分老年人營養不良。忽視個體在體力和智力上的差異，"一刀切"的退休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老年人才的喪失，使老年人過早處于被"養"起來的生活狀態。

"活到老，學到老"，目前我國老年教育和科學發展滯后。拿美國來說，美國從20世紀30年代就開展老年學研究，40年代國際老年學學會成立，老年學很早就引起他們的重視。而我國目前老年學的研究和教育基本上是空白。作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老年人口大國，我國沒有一所正規的老年病醫療研究機構，人口老齡化需要的護理和照料專業人員嚴重不足。1998年我國醫護人員比為1：1.1，遠低于1952年的1：2.26，也未達到衛生部規定的1：2，2000年我國護理人員與實際需求相比尚缺336萬。全科／家庭醫生奇缺，康復醫學發展緩慢，衰老機理研究投入嚴重不足。

空巢老人、高齡老人增長較快，老年服務和養老方式面臨挑戰，目前全國約有2340萬65歲以上的空巢老人。據調查顯示，京、滬、津等大城市空巢家庭已達30%以上。全國約有1400多萬老年人要求進入老年福利機構養老，而目前各類福利院的床位只有一百多萬張，遠遠滿足不了老年人的需要。存在養老機構總量滿足不了需要和養老院利用率不高的矛盾。

社會影響不是兒戲

老年問題對經濟的影響尤為突出。

一個國家的國民收入經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后，最終要形成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兩部分。積累基金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消費基金多，積累基金就少，反之，消費基金少，積累基金就多。積累基金多意味著國家和企業可以拿出更多的錢用于投資和擴大再生產，這對拉動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人口老齡化會導致養老經費的不斷增加，從而導致消費基金的增加，相應地就使得積累基金相對減少，這對擴大投資是不利的。加上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使得退休金總額也在不斷地上升，1978年全國離退休人員社會保險福利費用總額為17.3億元,到1997年增加為2068.3億元，19年間增長了119倍。有人預測，到2030年，這一費用將達到73219.5億元，2050年將達到182195.2億元。這個龐大的數字會對國家的財政和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困擾。

另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導致勞動力不足。勞動力是構成生產力的最基本的要素，勞動力數量的多寡及其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我國雖然已進入了老年型社會，但勞動力資源卻十分豐富，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不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但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勞動力老化的問題將十分明顯，目前一大批中青年勞動力在若干年后也將步入老年，由于勞動年齡人口老化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老年問題對社會穩定也將產生一定的影響。

我國目前實行的是現收現付的養老社會保險體制，養老金是直接從企業收入中支付的，如果企業的退休人員多，企業用于養老的負擔就重，在職人員的收入就可能受影響，這樣，就可能導致在職人員的不滿，從而引發在職和退休的兩代人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而實際上，退休人員所領取的養老金，是他們過去所創造的財富的一種補償。但是，由于在實際操作上表現為直接從在職人員創造的價值中支付，所以容易引起在職人員的誤解。

老年問題對家庭代際關系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傳統家庭，由于子女多，加之那時候老年人壽命較短，家庭供養老年人的時間相對也較短，子女供養老人的負擔相對來說也比較輕。而現代，特別是推行獨生子女政策以來而導致的"4-2-1"家庭格局的出現，導致一對夫婦要面對供養雙方的父母和撫養一個未成年子女的沉重負擔。這種負擔不僅僅限于經濟上，還包括用于照料和護理老人的時間支出上。照料和護理老人需要時間，而對于勞動人口而言，時間就意味著收入的高低。久而久之，子女對尊老愛老的道德觀念會產生排斥心理，厭棄老人、歧視老人、虐待老人的現象會增多，兩代人之間的矛盾會不斷加劇。而代際矛盾如果解決得不好，就必然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影響到社會的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敬老從心開始，助老從我做起。